在河西走廊中段，黑河与合黎山蜿蜒交汇的地方，深藏着一座历史悠久，气势恢宏，香火鼎盛的佛道古宇，这就是闻名河两千余年的古刹仙姑寺。它比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的张掖大佛寺还早1200多年。

    仙姑寺始称仙姑庙。北凉时称仙姑寺，北魏时称仙姑庙，至明清，民间也称仙姑庙为“奶奶庙”。历代庙寺混称，这称谓也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相联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道的尊重和认知。

    亘古以来，由于诸多民族争夺河西互相征伐，仙姑寺几经兴衰，数易其址。今天的香古寺，坐落在明清旧址，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一隅的大漠绿洲中，修葺重建于二十世纪末。其规模、布局、建筑风格、雕塑彩绘，供奉神位，均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基调，充分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民族心态和河西走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而“仙姑”的传说更展现了河西民族共同的精神崇拜，造就了仙姑寺久经不衰，香火兴旺，闻名遐迩，多民族共同敬仰的历史文化地位。

    笔者认为，研究梳理仙姑和仙姑寺的历史脉络，对于加快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何仙姑是汉族民间传说中八仙之一，她苦修积善才修练成仙，是世传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原型为一个容貌非凡的女性，经常手持荷花。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其中在流传比较多的故事中，除广东增城说之外，还有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多种说法，相传于北宋时期聚仙会时应铁拐李之邀在石笋山列入八仙。令人遗憾的是河西版的何仙姑却往往被人忽视而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中。

    根据民间传说和成书于明末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后由清初金城（兰州）的谢塵编辑整理，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刊刻发行。方步和先生对《敕封平天仙姑宝卷》真本做了校注研究。他认为，《平天仙姑宝卷》系据临泽县板桥镇一代民间宗教平天仙姑的传说和神异事迹编辑而成，它是河西地区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宝卷之一。《平天仙姑宝卷》曲折地反映了明代河西地区的历史和风土民情，点出了仙姑庙（寺）始建缘起。原张掖市委宣传部长徐永成主编的《金张掖宝卷》中《仙姑宝卷》也说平天仙姑本为东岳泰山青阳宫内仙女，前去西方显化，普渡众生，在现今板桥一带为方便人们过河往来，苦修板桥，感动黎山老母，受黎山老母点化，在合黎山修道，修道将成，一天见河水猛涨，自己所建板桥将被冲毁，便坐在一块即将被冲毁的木板上，逆流而上。仙姑随水而逝，脱凡胎于板桥西十之以外沙滩之上，土人感其恩德，建庙祀奉。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匈奴，得仙姑护佑，霍去病得胜回朝奏明汉武帝，武帝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据一些年事稍高的人介绍，今天在甘肃古浪、凉州等地也早有有识之士抢救整理《敕封平天仙姑宝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日寇侵华时期，由乡绅出资，在古浪昌灵山建有平天仙姑庙敬奉仙姑。此庙后来毁于文革时期，今遗迹尚存。可见仙姑传说影响之广，宗教情怀由来已久。

    历史回眸，与仙姑传说发源地板桥一河之隔的昭武（今鸭暖乡昭武村）是古代月氏人的都城。据《穆天子传》记载，月氏人是秦汉时期从雁门关西迁到河西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月氏人是“鄂尔多斯”的后裔，最早住在鄂尔多斯。在史前时期，一支东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肃，还有一部分西徙到塔里木盆地。春秋时叫“禺知”，秦汉时叫月氏。《张掖史略》也说，月氏人应该是河西的老住户，特别崇信佛教，曾创造了影响世界的犍陀罗艺术。由此可见，月氏人在河西活动时期无疑已经将宗教信仰植入了当地人民心中。据民国三十一年创修《临泽县志》载，县内尚存寺庙道观25处之多，而仙姑寺就是其中之一。

    谈到仙姑寺，就不得不说仙姑的由来。仙姑究其所来，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甘州府志·仙释》记载，说仙姑，不知道姓氏，在今张掖黑河北岸合黎山修道。目睹黑河水泛滥，发誓要在黑河上建一座桥，方便当地老百姓出行。并对人讲，桥建成的那一天，就是我成道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桥成之日仙姑淹死在黑河中，羽化在一块片木上，在今仙姑庙附近的黑河上漂泊。许多天过去，鸢鸟不侵，香飘数里外，当地人埋葬时发现一铁片上有“平天仙估”字样，便为仙姑立了庙。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仙姑宝卷》，说平天仙姑在现今临泽县板桥镇修炼成仙，土人感其恩德，建庙祀奉。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匈奴，班师返回时被黑河的所阻，匈奴浑邪王率精骑数万追袭。霍去病正在彷徨着急的时候，忽见对面河岸上坐一妇人，用手一指，黑河上便有了一座宽绰的桥梁，霍去病带领三军迅速过桥。匈奴兵紧追而至，走到河心，水大浪急，把匈奴人马冲去大半，霍去病得胜回朝奏明汉武帝，汉武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

    而据民间传说，仙姑原系西汉张掖郡人氏，姓何，其父为郡守部下一武吏，因对夷交战失利削职为民，便带独生女仙姑隐居在现临泽合黎山下改行行医。聪慧的仙姑随父潜心学医，利用针灸和中草药为穷苦百姓治病消灾，深得民心，在板桥一带名声远播。黑河南岸的民众，慕仙姑医术高明，也常到北岸向何氏父女求医治病，但苦于黑河水旺，波涛汹涌，人畜淹死者无数，仙姑立志在黑河架桥一座，方便南北交通，造福两岸百姓。当时，匈奴人盘踞邻近的内蒙古大草原，冬春之际，驱牛羊骆驼在黑河饮水，偶有病患者也到何氏父女处求医。父女俩不仅是河西内地穷苦人家的消灾救难者，连匈奴人也对何氏父女敬仰十分。后来仙姑立志在黑河架桥，桥成之日，羽化成仙。众乡邻为感念仙姑的恩德，遂在河北一沙丘立庙祭祀。

   还有一说。一年秋季，匈奴右地王爷爱子四王子，奉父命到黑河南岸以牛羊贸易粮食、茶叶、瓷器，返回时四王子不慎自船上跌人黑河，船老大相救出水，经何氏父女拯救复生，王爷以重金相谢，何氏父女对金银坚辞不受，道出了欲在黑河建桥但缺乏木料的难处。该王因黑河缺桥险失爱子，鼎力支持何氏父女修桥梁便交通的美意。何氏父女深受鼓舞，昭示民众共同为修黑河桥出力。数年之后，两岸百姓准备大量修桥钱物，匈奴王子又派人自东大山运来百棵松木，解决了极其可贵的桥梁之材。正待动手修桥，昭武通司看出修桥有油水可捞，特别看准何氏父女是摇钱树，以阻挠修桥为手段，胁迫仙姑嫁给其子。以造福百姓为宏愿的仙姑，为实现修桥的目的，口头答应桥成之日与昭武通司之子成婚。黑河桥竣工之日，昭武通司前来逼婚，仙姑了却了心愿，投河自尽。黑河两岸的百姓包括邻近的匈奴为纪念仙姑功德，在板桥柳树堡（现古长城以北）建庙一座，取名“仙姑庙”。 这一叙述与《甘州府志·仙释》记载不谋而合。何仙姑的称谓也由此产生。

    那么，何仙姑的何姓是否是无源之水呢？《百家姓》中说，西北的游牧部落“昭武九姓”中，有一支建立了何国，这个国家的人后来就以原国名为姓，并融入了汉族何姓中。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今天，在仙姑寺毗邻的板桥镇西柳村还有大量何姓居民。可见，民间称仙姑姓何也就不足为怪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仙姑和仙姑寺与河西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到仙姑寺的始建时间，根据临泽县档案局编修的《香古寺史话》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40年），属于匈奴驻牧之地的昭武人募资为在黑河之上造桥的何氏女子建庙。因其得道升仙，民间称其为“仙姑”，庙号“仙姑庙”。 到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兵西征，得仙姑护佑，班师得胜回朝奏明武帝，武帝封仙姑为“平天仙姑”，传令“大其庙”，再塑金身。

    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据可靠文献记载，仙姑寺历经万历六年、天启三年、民国八年和民国十四年四次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而民间传说和野史记载的修缮就更多了。

    明弘治年间，匈奴窥见河西丰饶，予谋进犯，一群匈奴士兵从仙姑庙前经过，忽闻庙内有刀枪剑戟之声，以为内有伏兵，邃点火烧庙，仓皇逃窜，未伤我内地一草一木。附近百姓因娘娘救了一方民众，又为娘娘新修庙宇，但规模较小。至嘉庆十七年间，巡抚杨博巡视边关，自仙姑庙经过，忽闻仙乐缭绕，半空中似有笙箫细吹细唱，举目仰望，云端里立一位头戴缨络风冠，身穿五色霞帔的女菩萨，渐渐升天而去。杨博回到衙中，方知此地有仙姑庙一座，供奉仙姑娘娘，感应灵验，遂到庙中一游。进得庙来，但见娘娘神像与空中所见无二，方信此庙威灵。因见庙宇矮小，发愿心捐赠银两，将仙姑庙重新修盖一番。

    嘉靖四十三年，昔日烧庙匈奴又来侵犯边关。走到仙姑庙，见所烧之庙不仅存在，且比原来更为森严，未闻当年剑戟之声，断定内无伏兵，便进庙探视，点燃殿中宝帐匾牌，眼看中梁着火，方出庙安营扎寨。将至半夜，只见月星隐曜,阴云四合，伸手不见五指。忽听营外喊声四起，杀声震天，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匈奴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纷纷提刀拿枪乱砍乱杀，至天色微明，才发现不见一个汉兵，大半夜都是匈奴人自相残杀，死者不计其数，匈奴方知仙姑娘娘显圣，遂不敢再来犯汉家边界，仙姑庙从此只有扩建修善，积淀起洋洋大观。

    据仙姑庙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抚台大司马候公巡视河西，到仙姑庙内，阅匾牌宝帐，读碑文记实，对仙姑肃然起敬，公见庙宇狭小，不足敬仰之意，委托平川守备王经，续建禅房三间，厢房四间，山门一座，并予彩绘美化，还令其随从卫兵在庙内外空地栽植树木。天启三年，守备徐承业谒仙姑庙，见庙宇颓废，募化艰难，许公拿自己的俸银，雇用民夫，创修正殿一坐，抱厦三间，重建土地山神二祠，并立碑坊石碣。天启四年，甘州巡道郭总兵求子应验，为仙姑庙增修前殿。崇祯九年，巡抚白某，求娘娘保佑爱女，如愿以遂，又发愿捐奉为仙姑庙增修配殿三间。仙姑庙大规模修缮于1919年，时主持韩道士请来张掖巧匠杨泽，泥木工、塑匠、画师共四十多人，临泽全县分区、乡、保、甲抽派民夫；县境以内三十六渠，摊派木料，重修了仙姑殿和三佛殿及殿堂厢房，山门碑坊一一进行修葺，历时三载，于1921年竣工。开光之日，张掖名士杨子和敬奉一米五高的铁铸狮子一对，立于仙姑殿两侧，仙姑庙一成大统，誉满河西。只可惜，这座历经2000余年，荟萃了七朝八代的闻名西部边陲的两千年古刹，于1952年在破除迷信的浪潮中予以拆毁。今人闻之，如不扼腕相惜。

   “玄奘西去足迹留寺沐法雨，罗什东来舍利藏塔播佛音。”在仙姑寺数千年的历史中还有两件事不得不提。北凉时期鸠摩罗什在此译经数年，从此香火日盛一日。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大师在长安圆寂，有老僧奉请师牙舍利意欲返回西域，行至临泽昭武地方，老僧病故，当地人遂留大师牙舍利建塔供奉。正所谓“西域得真传系心华夏，北凉播慧根留迹板桥”。后塔毁人亡，遗迹渺然。今天在仙姑寺后矗立的鸠摩罗什舍利牙塔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十方信众重新筹资兴建的。游人每每至此，无不顿生敬仰之情。另一件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玄奘西去天竺取经，前后17年，往返之中曾两度滞留仙姑庙（寺），讲经说法，留下了千古美谈。如今在仙姑寺附近还有凉经台、牛魔王洞、火焰山、高老庄等与《西游记》十分吻合的遗迹，令人回味，令人感慨。

    千百年来，尽管仙姑庙（寺）的兴衰更迭，屡毁屡建，但仙姑始终是临泽乃至河西人民心中不灭的神祇，是他们最亲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追求。除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敕封仙姑为“平天仙姑”，颇具道教色彩外， 西夏国主李仁孝乾祐七年（1182年）在其之下的黑河修桥一座，并立《黑水河建桥敕》碑。其敕曰：“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显隐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碑文中又称仙姑为“贤觉圣光菩萨”，这一赐封就更具佛教色彩了。一个民间女子，何仙姑在其两千多年的演化中两度受到帝王谥号追荐，实属不易。

     明万历丁丑年（1577年），巡抚大司马侯东莱修庙《碑记》载，“甘镇北堡，名曰板桥，境外庙曰仙姑”。清朝时期，“平天仙姑”信仰更加兴盛起来。乾隆年间钟赓起编纂的《甘州府志·杂纂》在多处地方从不同侧面对仙姑和仙姑庙进行了记载，说明仙姑信仰的影响在当时是很大的。这一时期，仙姑信仰已经超越出临泽板桥的范围，甘州城、肃州城均出现了仙姑楼、仙姑庙。平川之仙姑庙，更有蒙古族头人敬献的匾额，堆积悬挂，仙姑的信仰已超出了民族的界限，被附近的蒙古族人民和其它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文人骚客和诗人笔下也出现了不少对仙姑楼、仙姑事迹、板桥等的描写，《甘州府志·艺文下》记载的有陈宏德的《题仙姑楼》、杨楷的《题仙姑庙四首》、乔彦的《仙姑板桥》，特别是自《仙姑宝卷》形成以后，由于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众中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仙姑传说，对后来的信众产生了深刻影响。民国乃至文革时期，仙姑的信仰一直延续不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了恢复临泽佛寺文化，有识之士发心在仙姑庙原址筹资修建了寺院。受当时保守思想的束缚，人们一方面想要延续仙姑文化，另一方面又怕背负封建迷信的嫌疑，于是就把在仙姑庙原址新建的寺院取名香古寺，既有仙姑的谐音，又巧妙地规避了复古的责难，也算是聪明之举。

    直到今天，仙姑承载的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嫉恶如仇、舍身成仁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追求依然为人们所称道。同样的，仙姑寺虽然更名为香古寺，但作为佛教圣地和旅游景点，人们欣赏和品味的依然是仙姑故事和仙姑文化。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作为仙姑文化的重要载体，香古寺应该还原它本有的面貌。作为仙姑的故乡，临泽应该把仙姑作为一张重要的名片，广泛传播。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各界有识之士的挖掘整理，临泽这个仙姑故土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建设中还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