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生荣）

英雄的红西路军将士们，自渡河西征，首战吴家川，大捷一条山，攻克古浪，直取永昌，激战山丹，在苦与寒的搏斗中，送走了1936年，迎来了新的一年。

1937年1月初旬，总指挥徐向前统领西路军连克临泽（蓼泉）、高台，就地休整。五军一部进驻高台，另一部同总直机关留驻临泽，九军驻沙河堡，徐向前随九军在花园村张佐俭屯庄里约住一星期；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进倪家营子。此时，三十军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追敌，徐向前、陈昌浩计划部队稍作休整后，使继续西进取肃州、安西，力争短期内取得苏联济接，恢复部队的元气。

但是，这时河东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同时调集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内战乌云再次出现在陕甘上空，中共中央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部署，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合、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又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建议调四军、三十一军西进来援，与西路军共同夹击马步青和马步芳，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军委因四军、三十一军正在三原、淳化一线，策应友军，无法抽调，故电令西路军加强团结，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克服一切困难，独立完成任务。

陈昌浩、徐向前不了解河东的战略部署，对军委给予西路军的任务一再变动，提出了意见。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电给西路军领导人，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一贯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甚至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还因为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要求他们“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以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有苦难言，决定咬紧牙关，不说二话，坚决执行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在临泽、高台地区坚持下去。

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给西北马家军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尤其是马步芳欣喜若狂，他在西路军主动撤离永昌、山丹后大兴吹嘘，连电蒋介石邀功讨好，并派出代表团从西宁赴前线“慰劳”马家军，庆祝“胜利”。接着，又调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共2万余人，尾追西路军，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返。“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

1月12日，敌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入西路军前锋部队孤守的高台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董报堂指挥五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沙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配备的一部电台被驻临泽城五军政委黄超留用，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西进的咽喉，董振堂面对敌军，浴血奋战，在危难局面下，毫无畏惧，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候，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过一周的激战，消灭敌人两千多，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五军被迫仓促应战，逐街逐巷与敌争夺。经九小时血战，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或被俘，高台县城遂于20日晨沦陷敌手。这时，西路军总指挥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行至明水河，遭敌骑兵的截击，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颜、政委秦道贤均献出了生命。

噩耗传来，徐向前、陈昌浩和西路军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徐向前深深感到，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他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马家军攻破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一部阵地，以另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管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激战3天后，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河堡，西路军的1.2万余人（内战部队只占五分之三），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

徐向前将兵力集中于倪家营子，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指蓼泉）东南沿山地带，分上、下营子，是个较大的自然村。南北长约10多里，东西宽约3至4里，靠南的村舍与祁连山山脉毗连。因为这里干旱缺水，粮食产量很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里大户家庭所居住的屯庄都是用黄土筑成的高达3至4米以上的厚墙，方方正正，是为防御土匪、盗盗、野兽的袭击而构筑的。有些屯庄四角筑有高高的瞭望楼，能看出好几里远。屯庄多以住户的姓氏为名，如李家屯庄、缪家屯庄等，这些距离不等、星罗棋布的屯庄，使外地人乍一进来，就像掉进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八卦阵一样。西路军刚到时，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蔽，大都跑到荒郊野外“避难”，十屋九空，景象凄凉，经过一段时何，老乡们耳闻目睹红军纪律严明，不杀不烧不抢，才三五成群，陆续从深山野外回来。西路军把群众组织起来，斗恶霸，分粮食，成立苏维埃政权。徐向前在缪家屯庄出席了成立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的会议，接见了苏维埃成员。

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致电军委：“决定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达到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和靖远集中。” 23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当时除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追击堵截外，最难办的是大批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无法就地安置，都是南方人，留下会遭敌人杀害，随军行动，又影响部队的战斗力。24日，徐、陈电告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军委当即电复西路军：“你们行动与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战斗来完成东进。”同时，中央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返，并非增西安，而是就粮困难；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它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可停止东进。

1月27日，敌马元海令其第一百师手枪团和青海省宪兵团向西洞堡红军阵地袭来。敌步骑配合，分左右两翼围攻。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兵力不多，提议组织反击，歼其宪兵团一路。徐向前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了敌情和三十军作战计划，高兴地说：“我批准你们的计划，命令部队出击!”

下午3时许，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为主力的出击部认，在响亮的军号声中冲出营地，向宪兵团猛扑，将敌包围在空旷的戈壁滩上。敌左翼骑兵部队见西路军突围出击，慌了手脚，快马加鞭，一哄而逃。徐向前令三十军争取时间，速战速决，全歼敌人。敌宪兵团虽全是日式装备，但兵员多系在西宁征调来时间不长缺乏实战经验的青壮年，突遭西路军指战员猛虎般的包围和袭击，早吓得晕头转向。不到4小时，战斗即胜利结束，800多敌人被歼，红军共缴枪1200余支，并获被服、军毯、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在此情况下，徐向前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我军回师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继续东进。陈昌浩却认为：这一仗已使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敌人的锐气已被挫伤，西进对我仍有利。于是，他在甘北建立根据地、不打胜仗不罢休的思想又占了上风，但此时马步芳发现西路军企图东进，已在东南调集重兵堵截。徐向前、陈昌浩考虑，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故决定暂回倪家营子，伺机行动。

1月29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南的倪家营子，占堡寨（即屯庄）43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人数约有1.3万人。马步芳急于消灭红军，向蒋介石邀功请赏，遂将其防堵红军的主力及大量民团，火速调集在倪家营子地区，对西路军展开了全面围攻。从2月1日起，敌先后投入的围攻兵力有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甘、青两省大量反动民团，共四、五万多人。西路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了一场40多天的大血战。

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缪家屯庄。徐向前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将部队收缩在倪家营子地区，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坚固防御体系。敌人的马队整天像潮水似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的冲击。五颜六色的黑马营、花马营、白马营、红马营的骑兵，奔驰在戈壁滩上发出震人肺腑的嘶鸣，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用白布裹着脑袋、蓄着胳腮胡子。穿着羊皮袄的马家军，像醉汉似的，喂哇乱叫，挥舞着马刀，不断的冲锋。他们疯狂、残忍、野蛮至极，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砍。一天下午，徐向前总指挥在一座低矮的北厦房里召见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他双脚踏进门，看到徐向前伏在两张并排的方桌上看地图。陈昌浩也坐在桌旁，料理其他工作。听到脚步声，徐向前抬起头，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目光炯炯地凝视了他一会儿，扬起微微下垂的眉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我们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世才同志，我派你率领部队立即出击，九军的一个团附属你指挥。”

临危受命，军令如山。西路军的指战员们，胸中燃烧着杀敌复仇的怒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血战，“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每个屯庄周围，每个指战员的面前，都是埋葬敌人的坟场。他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叉同敌人拼搏。围堵被炮火轰炸了，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堵上来，负伤倒在地上了，仍握紧武器，单等敌人来到跟前，拼上最后的力气搏杀。武器没有了，就扼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鼻子、手指。在这块战场上，不论男和女，中壮年和青少年，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干部和战士，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生命、理想迸发出的全部力量，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数倍于已的敌军反复拼 搏，日夜厮杀。

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九连的130多人，坚守在前沿阵地的汪家墩碉堡里。从头一天下午战斗到第二天黄昏，消灭敌兵四、五百人，九连最后只剩下九个人，而阵地却巍然屹立。著名的“夜老虎”团侦知敌人在白家屯庄存放着大批弹药武器，他们速疾派出一个排，借着月色和狂风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的穿过敌人的阵地，翻进了白家屯庄的围墙。全歼守敌一个排，点燃起熊熊烈火，烧毁敌军火共有20大车，爆炸声震天动地。我排无一伤亡，顺利完成任务。

血战在继续，谁也难以预料战斗结束的时日。徐向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愈加消瘦，脸色像铁石般的青硬，他们从得到的情报和敌人进攻的凶焰判断，短期内敌人是不会停止攻势的。这祥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总指挥部的所在地缪家屯庄，已屡遭敌人的袭扰。白天，徐向前除了用电话和电台指挥各部队抗击敌人外，经常要到屯庄的瞭望楼和围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检查防御工事，鼓励指战员们保卫阵地，或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夜晚，他大都在电话机旁或电台旁踱来踱去，及时综合战斗情报，反复思索、分析、判断，设想着种种摆脱危境的方案。尽管激烈的枪声和炮弹的轰炸声不绝于耳，但对他似乎没有丝毫影响，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安详、镇定的工作着。

一天，枪声戛然而止，战士们正在擦汗，忙着加筑工事掩体，徐向前突然喊了一声：“吕继熙（吕黎平’），那帮乌龟都缩回去了，来，咱俩下盘棋！”“下棋？”担任总指挥部作战科长的吕继熙为之惊愕。敌人把刀快要架在红军的脖子上了，总指挥还有这般闲情逸趣？周围其他战士也不理解，都吃惊的回望着总指挥。徐向前微笑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窥头探脑的敌军，然后操着深重的山西口音说：“马彪这小子是属兔子的，来得快，溜得也快。刚才这阵子把他们打得折臂断腿，量他一时半天不敢来。咱们下盘棋散散心吧！”他们开始对弈，战士们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呼啦啦一齐围上来当“军师”。人堆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这是在“对弈”吗？不是的。这是作为西路军最高指挥官的徐向前，在军情火急中，通过这种沉着镇定的表现，稳定军心，松弛一下战士们的紧张情绪，避免手忙脚乱，以利再战的一种军事树导艺术。

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击毙伤敌前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大，战斗部队兵力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三分之一。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陈昌浩外一致支特徐向前的突围自教意见。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了突围的决定。

西路军突围进至威狄堡地区，因堡寨分散。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致成西路军最后失利的处境。

许多指战员对于一会儿东返，一会儿西进，迷惑不解。徐向前判断：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势必迅速合围和猛攻，以求短期内歼灭西路军。他号召部队做最困难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去搜集粮食、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同时，和陈唱浩数电党中央，请求火速派部队西进来援。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他们依仗众多的兵力，对西路军层层包围，多路突击。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已残破不堪，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伤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险恶。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前沿屯庄，而且往往直插纵深，对红军心脏地区和后方的屯庄，进行包围和突袭。缪家屯庄仍是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也屡遭敌人围攻，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上到屋顶，指挥战斗，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一房顶，指挥部队打击冲进屯庄的敌人。那矫健的身影，沉着威严的气概，激奋着指战员们英勇杀敌。24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可能。”“请求军委派八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 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 “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在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经7昼夜血战，陈昌浩眼看部队损伤惨重，待援又无望，这才和徐向前一同下决心，下令再次突围，向祁连山移动。陈昌浩这时也深切地感到，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徐向前没有埋怨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这种时候，两位领导人的紧密团结与结合，比什么都重要。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申述中共中央的严正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勒令二马立即停攻西路军外，于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但指示以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入困境为前提。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周恩来也在西安向顾祝同申明了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令两马立即停止进攻西路军。但这时显然已无法扭转局势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后，急速转移到距倪家营子西南50里地的沿山地带三道柳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

三道柳沟，是由自南向北的两道溢洪干涸小河把村子分隔为截的一块东西狭长地带，东截一叫东柳沟，中间叫南柳沟，西端叫西柳沟。每段田野间坐落着一些黄土砌成稀疏的茅草房屋。柳沟周围，多是戈壁滩和沙漠。红军部队一夜急行军赶到这里，大家已精疲力竭。三十军驻在南柳沟，九军偕同总指挥部驻西柳沟，徐向前住在西柳沟张世选（财主）的梨园里的一座花亭内。听到军委已派出援西军的喜讯，无不高兴。徐向前、陈昌浩决心坚守防御，“死斗待援”。数千红军被围困分割在三道柳沟里整天被敌用“羊群式的故术，轮番猛攻。太阳被硝烟尘土掩得暗淡无光，战地处处是刀光、血影和凄厉的马嘶声、喊杀声、爆炸声、枪炮声。待援无望，激战11天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部队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

夜幕低垂，北风呼啸。积雪覆盖着的祁连山麓，无声无息地蜷伏着，敌人的宿营地里，篝火熊熊，人影憧憧。3月12日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入梨园口。徐向前将九军的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三十军的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暂设在寺湾山下的闪佛寺里，其余部队进梨园堡，拟稍加休整后沿着狭谷转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年仅24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指挥队伍经过屡次血战，虽然还保持两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合共不到1000人。进入梨园口后，他不顾连夜急行军的疲劳，一会儿爬上这个山头，一会儿爬到那个山头，不断察看阵地，部署部队完成把守山口、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的时候，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卷起了滚滚沙尘。霎时又有大量运动快速的敌兵，采取迁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兜了过来。这里的沙石山包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冲向山头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来。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冲得七零八落。经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这时，三十军的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也正在自己的阵地上与敌激战。二六四团被压迫在一道狭谷里，二六三团被分割在另一条山梁上，都和马家军扭成了一团。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子弹打光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染红了狭谷。战士们衣服撕扯成碎片，几乎一丝不挂，在同敌人扭打、撕咬、格斗，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山崖，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他们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总指挥部和兄弟部队的安全。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黄昏时分，徐向前带着西路军仅剩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许多战士被迫滞留在祁连山麓。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确定的问题是：一、现在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会议进行的中途，陈昌浩派人找徐向前到会。徐向前略 为安顿了一下队伍，匆忙赶到集会地点。他满脑子还是战线上生死搏斗的情景，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三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然而陈昌浩却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上述三个问题已决完了。徐向前对于决定部队分散游击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既有中央电示的精神，也是目前客观条件允许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叫他离开部队，他明确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要死到一块儿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又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 出。经过一番争论，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当即向中央发电作了报告。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余部编成两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有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龙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龙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五十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提到：“……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还回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还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候仍在摄氏零下20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由陈明义、肖永银为主的一个警卫排，护送徐向前、陈昌浩启程东返去延安找党中央去了。

本稿参阅书目和资料：

（1）《徐向前传》；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3）程世才：《悲壮的历程》；

（4）吕黎平：《星光照西陲》；

（5）采访老红军孟继传、李维志、康立泽，当地社会知情人张略选等谈话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