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民鱼水情

——临泽人民支援红军、营救伤病失散人员纪实

濮生荣 

红西路军在临泽境内驻防、作战期间，展开了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群众工作，启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激荡着无数爱国青年的心灵。加之红军指战员身体力行，纪律严明，军威严肃，济苦爱民的作风同马匪军肆虐残暴，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蹂躏百姓的卑劣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民群众从思想深处消除了敌军政对红军反宣传影响而造成的恐惧心理。深深感到红军是为国为民的好军队，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因此出现了军民同心，血肉相连，鱼水情深，协同作战的军民关系。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爱戴，不仅表现在红军胜利时募捐粮草，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而且表现在红军失利后，面对大量的伤病失散人员的悲惨遭遇，有的处于阶级感情，有的处于人道主义的怜悯，有的处于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有的处于行善积德、友爱、互助、正义之感，虽处在白色恐怖中，却不畏军警民团、土豪劣绅、乡政保甲等反动势力清乡搜捕，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民族、不分职业、不分信仰、不分地区、不分阶级、政治关系，自发地起来营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失散人员，其营救、掩护、帮助、支援形式之多，范围之厂，场面之惊险，事迹之动人实属罕见，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事迹。他们中间有的舍生忘死，为红军引径带路；有的不顾个人安危，为红军侦探敌情，传递情报直至牺牲个人生命；有的解囊资助筹集粮食、衣物、银钱为红军提供给养；有的不怕马匪清乡搜查招致灾祸，收容推护红军流落失散人员在家养伤；有的给红军伤病员煮汤煎药，擦洗包扎伤口，使其康复回归部队；有的夜以继日为红军加工米面，挑柴送炭，筹借锅灶；有的为隐藏在荒郊野外破沟烂崖下避难的红军伤员送茶水、饮食、衣物、柴草以抗饥寒之苦；有的为红军浆洗缝补，制作毡袄毡筒、军鞋等。类似事迹在红军所到之处都有。

解囊资助 沙河街上的商会会长贾永隆和商贾刘进孝、任长水、丁居成、肖老五等受到红军政策的感召，为红军筹集布匹、衣物计价银圆两千元，红军收到这些物资后，写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的收据。①红军到平川康德村(今五里墩)向大财主陈偕元协商征收抗日募捐。陈家拿出银圆200块，小麦40老石（折合1600市斤）、生猪10口、民勤煤3000斤，清油数十斤，支援了红军给养。②

解危济困 自红军撤出临泽境地以后，人们经常遇见有红军伤病员四乡流浪，沿门乞讨。一次，有一姓丁的红军伤员，十个脚趾冻的皮脱光，手柱木拐行动踉跄，来到蓼泉刘家沟湾刘尚同的家门前呼吁求救。刘听其四川口音，视其病伤情形，确信是红军，便留其在家，安置在一个僻静的小草房里，垫好草铺，拿出毛毡、皮袄取暖，让其安生，留宿后，多次用花椒煮水给医治伤口，送水送饭，饮食照常，使其伤病痊愈，体质复原，后来敌人搜查清乡，丁便行至高台县新坝顺德村落户。③

沙河农民尤正义，接受红军在情况紧急之下的重托，收养伤员李平余，将其藏在房屋夹墙里照关二十多天，后敌搜捕甚紧，恐有漏陷，于是每日清早将李背到野外崖坡下隐避，夜晚再接回家中。这样养护了一段时间，终被县府警察发现，尤正义遭受审讯拷打，还被敲诈去白洋十二元。李伤愈后在鸭暖乡定居。④

1937年正月以后，经常有来往的流落红军伤病员在鸭翅渠徐菊香家里借宿、烧水、做饭，红军伤员给徐菊香宣传革命道理，徐菊香对红军热情关照，先后给红军伤员改作便衣六件，缝新衣十二件，缝补旧衣服十多件。2月24日，有9个年轻红军来到徐菊香家要饭吃。此时甲长吴发科正领着三个马匪兵在搜乡，徐即告知这九个红军战士，把三个年纪小的藏在自家土粮仓子里，用柴草掩盖；又领四个隐身于庄后果园的一个树坑里；再将两个领到土地庙躲避。敌人搜到徐家追问红军伤员，徐以支吾：“向北走了”。敌即用马棒将徐毒打审讯，徐终未袒露实情，使九个红军战士免遭不可设想的后果。

又一次，一个姓陈的红军战士冻伤了脚，也来到徐家，徐每天熬甘草水为其冲洗伤口，数日后伤愈，自己可以行动了，徐的丈夫吴作善给做了两个木拐，让其拄着木拐走了。徐菊香收养红军失散人员，她丈夫吴作善被县府衙役张兴生、倪天礼捆绑，并罚了两块白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姓陈的红军还来徐家看望过一次。⑤

黄家堡农民田敖年， 在1937牛3月的一天，路上遇到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红军伤员在讨饭，名叫黄三明，田便吩咐自己老婆王春香把这个红军伤员领会家供其食宿养伤，黄的伤愈后，五至七月间又先后引来七个讨饭的红军伤员落脚于田家。王春香给这些红军伤员做鞋三双，衬衣一件，棉衣七件，到十二月，甲长彭应林密告于民团，将五个红军抓去交于马匪军在张掖杀害，将田敖年抓去关押四五天，罚白洋五元，大米一斗五升。其他两个红军伤员因外出讨饭，回来后，王春香急速告知事变情况，使其急速逃离险区，免遭横祸。

平川乡贫苦农民田玉年，一次在蓼泉街西关楼下见到八个红军伤员体卧冰地，啼饥号寒，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第二天就带着三升炒面给这些红军伤员送去暂解饥饿危机。后来有一姓黄的红军去到田家深表道谢。又一次一个女红军伤势甚重，行动困难，田叫自己老婆刘桂香把这位红军战士留家住宿养伤，供给饮食药物，缝做棉衣。女红军把田家认作娘家，伤愈后返回四川原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有来信。⑥

搭救遇难 沙河堡民团团丁韦永仕，每遇到负伤失散的红军，不仅不予伤害，而且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帮助。一次下乡晚归途经何家庙，见到四十多名红军伤员向他要饭，韦在当夜偷拿出民团团部的粮食换成大饼，连夜送到红军伤员手中，后来他听到民团要捕捉这些红军伤员，便火速把这信息转告红军伤员做了转移。⑦

坚守临泽县城的红军撤离后的第一天，蓼泉赵家湾子民团团丁魏延年和魏录祯奉命去南沙窝和古寨堡许家地湾搜查红军的流落失散人员和遗散的枪支弹药。他们走到古寨堡徐家庄上，在一小庙内发现一个红军，腿部中弹负伤，拄着拐棍，步履艰难，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动。围看着这情景，向那红军说：“你住在这个地方危险得很，这里常有过路的马家队来往，我不伤你，但人家会害你的”。红军说：“听这么说你是个好人，那我应该到哪里去呢？”魏说：“你到鸭翅渠去，那儿僻静一些，搜查得不紧，可讨一条活命”。从此那个红军伤员流浪在鸭暖落了户。他就是红三十军前卫营营长傅呈祥同志，县境内众所周知的老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任鸭暖供销社、县社副主任等职。1959年出席过全国财贸战线群英会。⑧

明麦渠（当时隶属临泽县）的地方绅士、大财主魏铎臣，收留肢体残伤的西路军总部医院院长丁世芳，在家调治养伤数日之久。后将丁护送到爱国人士高金城创办的甘州“福音堂医院”，在地下党支部的掩护下安全送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丁在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卫生部部长。解放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魏因有恶迹本应受法律制裁，但几次都因其救护红军之功得以豁免。⑨

侦察敌情 缪彩云是下营子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家境贫寒，为人正直。红军驻倪家营子平分土地时，他家分得了三十一亩土地，是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分子。春节前的一天，他接受了去沙河堡一带侦察敌情的任务。从下营子到沙河堡要经过二十多里石头滩。他当夜出发侧着身子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鹅卵石在空旷辽阔的戈壁滩上向沙河堡进发。

天亮时他到达沙河街上计划买点零星，借故探亲侦探敌情。刚走了几步，突然走来两个匪兵挡住进行盘问：“干什么的？”一个匪兵叫嚷着把枪顶着他的胸口，另一匪兵从他身上搜出两块银圆。缪彩云回答：“老总，我是走亲戚的。”匪兵又问：“你是哪里人？”“是黄家湾的”（因为黄家湾住的是马匪队）。说着匪兵把缪彩云带到敌团部，交给匪军官。随后将缪双臂向后捆绑，吊在马棚的梁上，用马鞭抽打、审讯。“长官，我是走亲戚的”，缪彩云喊叫着，他知道在这里不是充好汉的，要是废了命就不能完成任务。敌军官两眼通红的叫骂：“天刚亮你就走亲戚？放屁！你是红军的探子！”“什么红军绿军，庄稼人不知道，长官要是不信，叫开小铺的李老四来问问，他是我外甥。”缪彩云和李老四是老熟人，就住在隔壁，他高声喊叫是有意叫李老四听见，匪兵叫来李老四，李从容地向匪军官鞠躬、让香烟，说缪是他舅舅，正在这时，匪军官听匪兵耳语，白马队来了，急忘出去应酬，李便迅速将缪从马棚梁上解脱下来，领到自己家里关起房门，谈了好多情况，缪彩云把听到的这些情况都记在心里向红军作了汇报，第二天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到甘州城里侦探敌情，他忍受着昨天在沙河遭受匪军捆绑吊打致成遍体鳞伤的痛苦，装扮成拐子，遮掩耳目，进了甘州城，到开茶馆的本族侄子缪升那里了解到很多敌军方面的情况满载而归，如实向红军作了汇报，汇报中红军首长发现他两条腿上的伤痕磨出了血肉，表示感谢时，他说：“谢什么，还不是自己人办自家事么”。⑩

抚养后代 红九军的一部分队伍在沙河何家庄、花园村一带驻扎。驻在张家庄子的部队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红军女军官，文化程度很高，英勇善战，她就是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的爱人、妇女先锋团领导干部吴仲廉同志。她在驻防期间生一男婴。孩子出生后，时值寒冬腊月，生活异常艰苦，形势紧张，战斗频繁，携带婴儿行军作战，不仅增添拖累，孩子也经受不了风餐露宿的袭击，寄养给老乡吧，又不知谁家合适。在这为难的情况下，花园村苏维埃委员张永录想到，当地王学文家缺儿少女，又是民团大队长，在地方上有点权势，寄养在他家还便于掩护，征得吴的同意，在一个夜晚把孩子送到王家寄养，王学文当时三十六、七岁，有点文化知识，虽身居反动身份，但处事通情达理，孩子寄养到王家以后，吴隐吞惜别之痛楚，毅然随军奔赴前线，后来，红军部队在石窝分兵，依托祁连山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曾日三壮烈牺牲，又在一次战斗中吴仲廉也不幸被俘，关押在甘州韩起功的监狱里，解押转狱之前，吴借故在敌监护下又来王家和孩子见了一面。红军娃被王家收养后，备受关怀，温饱一向照常，使其健康成长，供养上学，农忙放牧，长大成人，起名叫王继曾，外界都叫共产娃。

1950年春，孩子已长到十三四岁，兰州部队受吴仲廉重托，派人来把孩子接去，付给王家抚养费人民币600元作酬谢。驻在高台的人民解放军给王家送来一块大红缎软匾，上写着金黄大字：“学文同志，你为革命抚养后代，人民永远记在心中”。?11

遇难相助 西路军炮兵团战士张金国，从红湾寺作战失散后流浪逃生于临泽，被一河南籍的耍猴艺人收留，认为义子，后被民团发现，要抓张金国，耍猴艺人随即打发其子护送张金国到甘州城王兴隆的当铺当店员，又被敌军发现，为使免遭劫难，艺人又一次将张转移到酒泉王当铺，敌人抓捕几次落空，恼羞成怒，将王兴隆抓去严刑拷打，王始终守口如瓶，未吐真情，后经花钱施贿，才获释放。12

一次，有一个冻坏了五个脚趾的红军伤员来到沙河西关高张氏老婆婆家乞讨，高张氏便将杏仁捣烂，为伤员医治伤口，外出时给装上胡萝卜干以便充饥。

掩埋忠骨 战乱后漫漫沙场忠骨成堆，一片凄凉，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血腥屠杀并没有割断人民群众同红军的血肉联系，群众不忍心让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遗体暴尸横野，自发地起来安葬烈士遗体。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在红军驻防作战时，带头给红军支援粮食六石，还动员群众支援粮草，救护伤员，红军撤离后，遭敌抓捕关押。在失去领导的困境下，其他委员便在群众中酝酿掩埋烈士的事，本来群众看到遍地的烈士遗骨，已伤心万分，经委员们一提倡，群众便一齐响应。按照当地传统的葬仪，在戈壁滩上搭起草棚，请来一堂僧，一堂道，还有一堂“老师傅”（会道门中念佛经的人）敲击法器，念诵经文，超奠亡灵。农民成群结队，把烈士的尸体包扎成个包，葬埋成一座座坟墓，在三天三夜的葬仪中，人们在哭泣，男女老幼都给亡灵焚香烧纸，整个戈壁滩上飞舞着纸钱灰，弥漫着悲痛的气氛，群众暗暗地向英灵祷告，要把这血海深仇牢牢地记在心里。

又过了几个月，宋德和获释出狱，有些红军墓已被雨水冲刷塌陷，他便又一次发动群众重修红军坟。这次安葬仪式仍和上次一样，又请来僧、道、老师傅念了三天经文，虔诚祭奠英灵。

自此以后，红军烈士坟墓便成了光明的象征，群众把自己的苦难和理想，向红军英灵倾诉，时有月明风清之夜，往往就可看到红军坟上有焚烧纸钱的火光在灼灼闪光。每逢除夕之夜、三月“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这些当地奠祀亡灵的传统风俗之节，乡亲们总是要去红军坟，近前双膝跪地烧“阴票”、化“铅张”，挂“纸吊”，一边烧纸钱，一边诉述着自己的痛苦和怀念，寄托哀思，请求亡灵安息，总有一天会申冤报仇。几十年来，红军坟上香火未曾间断，纪念形式虽是封建迷信的，但群众的心意是虔诚的。13

蓼泉刘家墩子发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以及被敌人搜捕屠杀后摆下七十多具烈士遗体，当地的乡亲们拂襟挥泪含恨忍悲，套起一辆辆大木车，用了一整天时间转运硷葬了烈士遗体，并按当地民间丧葬习俗焚香烧纸，泼洒汤水，祭奠忠魂，寄托哀思，以表对烈士的敬仰之情。但谁曾料想到就连已埋葬的烈士遗体也不得安宁。当群众费了很大气力刚刚把烈士遗体掩埋好，过了一二十天，到了翌年正月初二，人们正在惊魂未定的情况下过年，敌军为了“邀功”、“领赏”，派出军士恣意肆虐荷枪威迫群众掘墓刨尸，将扒出的烈士遗体一个个摆好，照了相，扬长而去。乡亲们只好再一次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崔家崖东边（现在的三清渠渡槽旁的一个沙坑里）用沙堆成坟墓。1965年春，在社教工作队和大队党支部的倡导组织下，群众将烈士遗骨迁到墩子学校后面，重新营建了红军坟。每逢“清明节”有群众、青少年学生前来扫墓，开展革命传统教育。14

唐家湾寨子的一座庙里，红军驻防撤离后，留下几具红军遗体，“大乘会”的几个信徒，将红军遗体搬迁到小新渠旁掩埋，建造小庙，以作纪念。自此，人们都把这渠坡叫为“红庙湾”，代代相传。

此外，在倪家营的汪家墩、新华乡的南柳沟、梨园口的紫疙瘩山沟、寺湾村的山坡等地都有群众安葬红军烈士的坟墓。

参加红军 红生西路军在临泽县境驻防期间，常派出女战士宣传群众招募兵员。一些家境贫寒的青壮年农民积极响应报名参加红军，补充兵员，仅蓼泉地区范围内参加红军的有杜洪喜、李天喜、王世忠、魏胎红、王天月、牛老五、濮朝元、牛金林、濮正保、濮正明、尕老娃、干巴子、王毛少、蔡吉新的弟弟、乔先俊的弟弟等。沙河何家庄参军的有何生海、向生样。平川参军的有高怀仁、高宗元、兰永才、张兴义，五泉村的向其福等。这些人员有的随军阵亡，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俘，有的逃回家中。

上述营救保护红军伤病失散人员成绩显著者，多数于1958年9月出席了张掖地委、专署召开的流落红军和保护红军有功人员座谈会，并荣获表彰和物质奖励。他们是沙河镇的韦永仕、尤正义，新华乡的张立安、李开云，平川乡的刘桂香、田敖年，倪家营乡的宋德和，鸭暖乡的徐菊香，蓼泉乡的刘善同。

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1937年以后流落在临泽县境内的西路军战士有40多人。他们中后来有的流落外乡，有的回了原籍或部队。止1958年在我县境内落户定居的还有18人，多数都已成家，繁衍子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来，人民政府对傅呈祥、杨守顺、唐绍杰、梁长志、李平余等同志安排了工作，其余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担任基层干部。这些人员至1985年大多数都已过世，现健在者只有三人。县人民政府从1979年开始，对流落红军在生活上给以定期补助。从1984年每人每月定期补助标准为45元，转为城镇户口，并实行公费医疗，使他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